“警方首次主动承认刑讯逼供”有哪些深层启示？

有毛病说毛病，有进步说进步，是鼓励大家一起出力来让社会一点点变得更好所必需的。

      当然，前提是得允许说毛病。

      　　河南温县公安局日前发布通报称，该局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涉嫌刑讯逼供致使一名嫌疑人死亡，已被检察院立案调查。

      　　这个通报，被媒体称为是“警方首次主动承认刑讯逼供”。

      　　这个“第一次”，细思之下?，有三个深层次的启示。

      　　作为司法领域最负盛名的毒瘤，刑讯逼供多年来广为诟病，几乎所有轰动全国的大案，比如呼格案、佘祥林案，无不都有它的魔影，以致“刑讯逼供”成为侦查机关负面形象的代名词。

      　　在此背景下，温县警方能做“主动承认”的“第一人”，就如绝大多数舆论所说的，十分值得肯定。

      　　但也有声音说，打死个人，然后主动承认，就能获得满堂喝彩，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对这种近乎刻薄的批评，回应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毛病要批评，进步要肯定。

      　　但话简单，要被真正认可却不简单。

      　　这个“刻薄”的批评，其逻辑是积弊重重之下，小打小闹的改进动不到根子，远未到可以庆祝的时候，现在看来甚至还是面镜子，照出了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就像这一次，刑讯逼供打死人主动承认错误本就该做，本就该是常态，现在却收获掌声，证明了问题得有多严重，情况得有多糟糕。

      　　这个逻辑，说起来并没有错，可就对现实的改造而言，其过度悲观的态度却未必有用。

      　　中国的各项改革，是在“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的起跑线上起步的，一路过来，不是在丢包袱就是在补破鞋，而不是能跑多快就多快的轻装上阵。

      这是客观看待“中国事情”的基准。

      　　因此，如果是觉得改革的步伐太小太慢，没关系，呼吁大一些快一些就好；然后对每次改进，只要的确是在丢包袱是在补鞋子，就不妨鼓掌，因为凡是有进步就渴望有掌声乃人之常情，尤其是在改革主要取决于改革者意愿的国情之下，假若主动暴露问题主动进行改进换来的反而是责骂，谁还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如果是眼里只有进步而没有毛病，甚至用进步来掩盖毛病，那就要低调些，要知道现在的包袱还重鞋子还破，而且自己对这个状况还是有过错的，干得好是应该，干不好是对不起衣食父母，自我表扬得太嗨只会惹来反感。

      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晚上7点准时收看电视，就略知一二。

      　　所以，有毛病说毛病，有进步说进步，是鼓励大家一起出力来让社会一点点变得更好所必需的。

      当然，前提是得允许说毛病。

      　　第二个启示，正视警方的污点，天不但塌不下来，还更风清气朗。

      　　近年来，在一些引起全民关注的警方负面事件中，比如刚刚过去的雷洋案，常常有一种坚定地站在警方一边的声音，不谈具体案情，只强调警察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辛苦，强调警察执法工作的特殊性，说对他们的批评损害了警方的形象，要求治罪更是伤到了队伍士气，会影响职责的履行，进而影响到安定团结的大局。

      　　言下之意，警察的丑揭不得，批不得，一揭一批就乱了套。

      　　这种说法所提及的警察职业危险性和和他们的艰辛，以及其执法过程中的特殊性，应该是被广泛认同的，这也正是警察之所以被人尊重的原因。

      　　但是，在个案争议中突出这一点，与那些批评警方时一竹竿扫倒一船人的过激言论一样，都是逻辑错乱；至于说舆论的批评影响到警方职责的履行，不由得让人怀疑是一种含蓄的要胁，并非正确的回应方式。

      　　什么才是正确的回应？温县警方这个“第一次”，就提供了个好样板：通报发布后，一向“情绪激烈”的广大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点赞，和以往的质疑和谩骂满天飞截然不同。

      　　所以，自揭家丑或者被揭家丑，只要坦诚相对就不是坏事，既不会导致警方形象一泻千里，也不会让警民关系变得糟糕。

      如果家丑能够自揭而不是被揭，效果还要好得多。

      　　第三个启示，解决刑讯逼供，不止于信息公开。

      　　如果要对温县警方这个“第一次”提出疑虑，我想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假若不是出了人命，比如只是重伤，会主动承认吗？　　答案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水烧到100度时主动承认没问题，烧到50度、70度、90度呢？所以，就解决刑讯逼供这个老大难问题来说，信息公开能做到的，并不多。

      　　真正有效的，是国家这些年来陆续施行的诸如非法证据排除、纯口供不能定罪、讯问过程录像录音之类的措施。

      这些措施的改进效应，正在一步步累积。

      　　但从根治的角度来说，要害还是在于改变侦查权过于集中过于强大的问题：目前的刑事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之外，其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缺乏其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过于脆弱，无法形成相对平衡的对抗；已有的改进措施还不够彻底，比如讯问要录像录音并非全覆盖，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留有活口——温县这次的刑讯逼供，案由是电信诈骗，估计就不在录像录音的适用范围之内，等等。

      　　这些问题，实务界和理论界其实早都很清楚；现在需要的，就是对当前的刑侦技术水平保持足够的信心，对当前的民众人权意识保持足够的认识，把改革的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再快一点。

      　　转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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