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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奥运会——平常心很重要
作者：张星水
奥运会真的就快要到了，在这种举世瞩目的体育盛典来临之际，中国人最需要的还是一颗平常心，而不是各种非理性的宣泄声音和无节制的欢呼雀跃。届时，来自五洲大洋的外国朋友可能会比较集中，虽然，从目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似乎很少见到不同肤色的外国游客了（实事求是地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似乎比去年要明显少了许多）。但是，不管如何，仅仅是参加奥运比赛的外国运动员的数目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庞大组合，需要我们中国人显现出友好亲善的东道主精神，不要趾高气扬，把外国人都吓跑了，那样会有失中国人的风度，自古崇尚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应该彰显健康、理性、成熟、温良、谦虚的大国国民风范，还是那句老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在外国人面前，中国人应该做到不亢不卑，有尊严而不是傲慢，有热情而不失温和，有善意而不是谄媚，爱祖国但绝不排外，有激情但绝不浮躁，争奖牌但更不应盲目。只有自己心态成熟，中国人才能真正被世界所认可，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已经变得日益强盛，但是，一定要注意适度的低调原则，才能不招致他人的忌妒和反感，韬光养晦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过张扬，俗话说：物极必反、否及泰来，既然我们倡导和谐社会，那么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庸之道最为适宜，虽然雄心万丈，但是却不显山、不露水，潜龙在渊、大而无形，而非招摇嚣张、张牙舞爪，只有这样适度低调，我们的崛起才不被外人所病诟，才会逐渐被世人所认可，才能真正从心理上融入世界的大家庭，成为人类的一分子，才会真正体现出中国人的尊严与国格，也谓之大国的和谐崛起。
总之，为了奥运会的圆满召开，让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把“奖牌第一”与国家荣誉生硬地联系到一起，而应该心平气和、顺其自然，理性地为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精彩比赛文明地加油、温和地鼓掌，面对可能发生的个别不和谐的声音和举动，处乱不惊、泰然自若、菩萨心肠、一笑置之，无须过于紧张、如临大敌，“敌人”还没出现，就把自己人给吓得个半死。在奥运会的赛场内外，我们应该做到悠悠然胜似闲庭信步，保持儒雅淡泊的从容心态，面对激烈的赛事，嫣然一笑、其乐融融，这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当务之急，也符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人文之精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让我们共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们，让大家愉快而轻松地度过一个和谐平安的奥运中国之旅，哈哈，好运北京。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
2008年，让我们在人道关怀中携手共进
—— 中国社会需要渐进式、可持续的温和改良，和谐、理性、包容、多元、秩序、法治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关重要。同时，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形式和活动，坚决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倡导爱国、奉献、忠诚、自律、正直、善良、宽容、博爱的公民精神。
作者：张星水
公元2008年，中国农历戊子年，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举世瞩目的人类和平竞赛的体坛盛会奥运会的熊熊圣火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庄严点燃。届时，来自五大洲的高素质的体育健儿将要汇聚中国，同场竞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不同肤色和信仰的地球人将共同书写人类体育竞技历史上新的灿烂诗篇。这一年，也是现代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三十周年祭。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走上了民智开启、市场发达、经济繁荣、民主法治、国富民强的大国崛起之路，经济成就令举世瞩目。近年来，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家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并在执政过程中频频出台利国利民的仁政新举措，中央政府尊重人民意愿、体恤民生疾苦的“民本主义”施政纲领，赢得亿万中国民众的道义支持与民意拥戴。中国的经济在持续稳定地缓慢的继续增长之中，中国大多数地域的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和谐共处，国泰民安。国人面对如此繁荣局面，应该倍加珍惜之，呵护之。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演绎运行的轨道正在驶入新的历史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都要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劳动力过剩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一些地方发生基层政权与民争利的苛政现象、局部发生的个别司法人员无能（不作为）或渎职所导致的冤假错案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现象及其信访制度的出路和归宿的问题探究、偶发的地区群体性事件如何合理化解官民矛盾的问题、自然灾害的侵袭和灾民救助的问题、农村土地制度缺失的探究和失地农民群体的补偿和救济不合理的问题、国家股市银行等金融危机的突发的防范问题、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正常的昂贵房价如何回落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问题、制度性腐败现象所带来的挥霍和浪费问题、官僚主义的泛滥与行业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如何达成共识的问题、民粹主义的泛滥与暴民政治倾向的问题、预防惩治犯罪的严峻司法问题、刑事被害人群体的权利救济问题、国企改制后下岗职工和复转军人的再就业的出路和社会保障问题、不同宗教信仰者群体之间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网络新型犯罪活动的防范惩治和网络不良侵权行为的规范惩戒、国家政治制度渐进式可持续的温和创新和改良的问题等等。对于上述诸多问题和现象，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健康和宽容的心态，从容地面对，谨慎地求证，理性地尝试，努力地克服。相信，凭借着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上述问题都会在适当的时期迎刃逐一得到破解和疏导（鉴于诸多问题的复杂性，这个改良的过程肯定是相当漫长的）。实事求是地考虑，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的泱泱超级大国，任何社会问题弊端以及历史积弊的成因都是十分复杂和多元的，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会天赐一剂灵丹妙药一蹴而就地予以彻底解决的，罗马终非一日成，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包袱和精神负担的文明古典国家，任何改革举措都需要格外地谨慎为之，切不可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大病初愈者需要细心耐心的调理和调养，需要逐渐地培植元气，慎用“立竿见影”的“猛药”（这样的“药剂”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其副作用也是可怕的巨大，就好像明朝皇帝朱常洛服下的那粒让久病不愈的人迅速容光焕发、回光返照的仙丹“红丸”之后而一命呜呼、龙驭宾天）。个别极端自由主义学者所谓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全盘西化式改革构想和少数极端左翼思想的守旧派学者所谓“改革糟得一蹋糊涂、一无是处、是历史的倒退”并妄图回到文革“斗资批修”的狂妄叫嚣，不仅都是违背中国国情的幻想，也都是盲目幼稚的空想，更都是一叶障目的胡思乱想，对于国家、人民、社会和历史而言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盲人摸象”，根本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时代变迁的真正脉搏。中国五千年历史经验和天下动荡的悲剧教训无数次证明了“百无一用”的狂悖书生嗜好空谈、误国误民、害人害己这样一个颠扑不灭的客观真理。极端主义的思想家们，不管你们是极左、还是极右，不管你们是教授还是博士，千万不要再次把中国引上历史灾难的轮回罔替的烂泥滩之中了，使得欣欣向荣的中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内乱和人祸，对于这样极少数想通过从“大乱到大治”式休克疗法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野心家和乱世枭雄，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之、防范之。乱臣贼子，人人当得而诛之。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其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毕竟学术无禁区。但是，我们绝不苟同其偏激思想，应该鲜明地反对其谬误观点，以正视听。当然，上述极端份子只是极少数的特定人群，笔者周围接触的大多数民间思想家，不论左右，都是持有健康、理性、睿智、善良、负责的学术心态。虽然，其中一些针对改革和政策的批评和建议措辞比较恳切和激昂，但是其用心和出发点均是好的，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强盛的、繁荣的、开明的、民主的、法治的中国在世界崛起。
2008年，我们希望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处，不同的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处，不同的政党之间的和谐共处，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不同的财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当然也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和谐共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和谐共处，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和谐共处，高唱主旋律的传播者（报喜不报忧的乐观喜鹊，过分渲染营造团圆喜乐的和谐气氛，极度夸张地歌功颂德，给听众一种庸俗市侩的感觉）与为民请命的非主流的思想者（以偏概全的片面乌鸦，刻意夸大社会局部危机和阴暗面，而故意忽视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经常借题发挥、发表一些危言耸听、不切实际的观点）的和谐共处。我们需要的是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对抗和偏见，我们需要的是宽容和让步，而不是自私和狭隘，我们需要的是包容和妥协，而不是极端和傲慢，中国人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谈，中国人必须学会多元化的理性思维方式，抛弃非此即彼的传统单边的斗争哲学，中国人要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政府，善待自己的祖国，善待改革开放的成果，甚至善待自己的宿敌（即使对方曾经谩骂过、诋毁过、诽谤过、羞辱过、伤害过你的自尊）。当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也决不会和稀泥的，这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贪官污吏，这些人是国家的蛀虫，无耻而贪婪地偷食纳税人的钱财，对于这些官场中的腐败分子，应该坚决地将其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同时，我们也明确反对不遵循博弈规则与法律秩序的暴民刁徒，他们通过非理性的激烈方式的维权活动，我们既不苟同，也不支持。一言以蔽之，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极端和狂热势力，不管它是官员还是农民，不管它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它是文盲还是教授，不管它是草根还是精英，不管它是极左阵营还是极右阵营，不管它是拥护专制还是倡导民主，不管它是赞同人治还是倡导法治，不管它是拥戴极权还是呼吁人权。只有认清极端狂热势力的社会危害性，中国前途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够继续过上幸福祥和的和谐生活，从而避免发生灾难性社会动荡的历史周期率。遭逢过兵荒马乱的天下大乱动荡岁月的苦难的中国古人这样总结出一个谚语：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不言而喻，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天下太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法律秩序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领土广褒和人口亿兆的超级大国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中国太大了，不是台湾，更不是科索沃，经受不起折腾和动乱，作为赤诚的爱国者，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动荡祖国。中国要强盛，国运要昌盛，就必须要大一统，没有一个权威、廉洁、高效、亲民、法治的中央政府，中国必定会是一盘散沙，这是人类历史演绎的铁律。
在2008年，我们要让健康、理性、宽容、温和、自由、法治、宪政的力量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代表，进一步去孤立和弱化各种激进狂热的非理性极端势力，使之成为主流社会的旁枝末节，继续给国家的改革发展创造出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同信仰的中国人、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不同地域的中国人，不管你高居庙堂之上，还是逍遥于江湖之中；不管你是入仕为官一任的封疆大吏，还是大隐隐于市的遁世智者；不管你是现行的执政者，还是未来的掌权者；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凝聚力量，使得中国在和谐的状态下稳步前行，中国和谐共进的前途就会更加美好。最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辉煌前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前程似锦，大家共同努力奋进，铺路架桥，和谐共进，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国运昌盛，2008祝福中国，太平盛世之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人类社会和谐万岁。
（本文作于2008年元旦）
理性和法治的回归
维权的理性和法治回归
——中国社会最需要和谐与秩序
作者：张星水
时间：2006年岁末
近些年来，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波诡云谲，维权似乎成为了社会上曝光率很高和炙手可热的公共话语，许多人都在谈论维权和维权案件，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维权律师、维权记者、维权公民和维权组织的群体性称谓。
但是，在纷纭复杂和热闹非凡的表象之下，却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反映、争辩和探讨。作为曾经参与过一些维权活动的公民，笔者窃以为是该到了对于维权进行冷静思考和重新审视的时候，言简意赅地讲，维权行动应该回归理性，维权者应该对于自己的言行进行必要和审慎的反思，维权模式应该回归法治之路。
笔者认为维权者除了具备体恤与怜悯之心，正义与勇敢之品行外，更应该具备法治、宽容、博爱与妥协之精神，维权者所追求的目标是运用法治手段来惩恶扬善，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非聚合极端势力去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维权者要作的是怎么样去疏导和缓解社会矛盾，而不是去挑唆和激化社会矛盾。维权者应切忌把维权和政治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让维权行动凌驾在法律之上和游离在理性之外。维权就是维权，不应该搀杂政治功利和非法律的动机，而且维权这个词本身已经被日益滥用和庸俗化，甚至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我个人认为应该为“维权”重新定义，最好不要叫维权，可以改成“维宪”、“护法”或“民权”行动（美国宪法称之为Civil Right）。另外，维权者在主张正当诉求的时候，也应该学会妥协与兼爱精神，不应该一味地死缠滥打，也不应该一味地偏执己见，多一点宽容，少一分刻薄；多一点理解，少一些对抗；多一点沟通，少一些隔阂；多一点和气，少一些激愤；多一点和解，少一些冲突；多一点换位思考，少一些私利算计；多一点实干低调，少一些鼓噪炒作。这样，维权行动就会沿着健康、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良性地发展下去，最终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法治的进步与繁荣。反之，偏激狭隘的维权活动就很有可能误入歧途，甚至会酿成大祸，害人害己，乃至威胁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秩序，同时也会伤害大多数与特定维权事件无关的社会人群的现实利益。就像三百多年前陕西饥民只是出于为了自己吃饱肚子而撤旗造反，攻城掠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流窜作案，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蜕变成了手拿利器的害人者，加倍地去报复和危害社会上的其他成员的生命和财产（这方面尤以来自陕北的张献忠暴力武装团伙为祸最甚，该贼的杀人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罄竹难书），最终导致祸乱中华的明末大动荡之历史悲剧发生一样，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从而给国家和民族酿成了巨大而深重的人道灾难，让闹饥荒的陕西以外地区的普天之下所有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跟着受罪遭难，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但是中国人互相残杀、我不好过也决不让你好活的窝里斗现象并没有就此止步，20世纪民国初年的社会乱象又一次让历史记载下了血腥二字，军阀混战，武装割据，政客争权，官僚攫利，文人蛊惑，民粹盛行，举国皆乱，百姓遭殃，国力衰落，一盘散沙，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趁虚而入，酿成国家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绝后的人道大灾难。
正因为有了上述国家历史的极其惨痛之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在对待如何开展维权的问题上，我们要格外警惕专制观念与暴民思想的结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十年浩劫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人道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所以，我们宁可仿效胡适先生谨慎求证的严谨治学的好人态度，也决不要效仿左翼作家激进抨击性的犀利文风，因为前者的态度是温和善意的和具有建设性的陈辞，而后者的态度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和具有破坏性的宣泄。正因为认识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不良迹象（虽然从概率上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而又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对国家政局的稳定、全体国民的福祉和历史演绎的和谐负有高度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更应该经常对自己的言行和主张进行深刻的刨析和反省，彻底抛弃单边极端主义和激进变革路线，真正建立起多赢共存、相互包容的宪政理念和循序渐进、温和改良的改革方略，站在避免重蹈中国历史更迭恶性循环周期律的高度上进行思想和认识上的拨乱反正（这样的社会危机爆发往往使得与特定和局部“维权”事件无关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遭殃受损，就像明末发生的社会动荡一样，受害的人群还是除了陕西以外其他各省份的大多数老百姓），坚定地倡导维权行动的理性回归、法治之路和兼爱思想，做一个真正肩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成熟理性、博爱仁义、包容并蓄和崇尚法治的大国公民。
附件:
六点主张：
一、不宜把维权政治化（政治化的维权活动可能会被他人所利用）
二、不宜把权利神圣化（权利本身属于世俗世界，并不属于宗教的范畴）
三、不宜把政府妖魔化（在“大同社会”实现之前，没有政府存在的社会是可怕而混乱的丛林）
四、不宜把自我英雄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不要神化人，唯有神是伟大的造物主）
五、不宜把自由绝对化（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必须与责任相对应，不尽责任的自由只是自私狭隘的一己私利）
六、不宜把法律万能化（法律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许多社会问题还需要依靠宗教和道德来调整和完善）
一点希望：政府依法行政、公民依法维权、官民调和、共促和谐。
四个忠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政府、忠于法治。
（本文作于2006年岁末）
张星水：理性地抵制家乐福的适度活动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民间力量的成熟与进步
4月19日下午《博客中国》邀请专家学者在潮江春会馆召开“抵制家乐福与国人的爱国情感”研讨会，就近来因圣火被阻引发国内民众抵制家乐福等事件进行了学术性的探讨。以下为张星水律师的发言摘要：
我就简单说两句。第一我先表个态，我本人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我给自己定位，我要做理性的民族主义者，要做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我个人立场的表态；第二个表态，我对这次《博客中国》举办的研讨会，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非常有价值，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是要表态的，而且我刚才看了《博客中国》的观点我也非常赞同，这也是我本人的观点，我个人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一切活动，这点我觉得与大家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针对西藏问题，刚才成晓霞老师也从法理角度上阐明并说清楚了，它就是既成的一个事实，它已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血脉之躯的一部分，你要是说以后中国被人为地卸去了一个胳膊一条腿，它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国家，而变成了残疾，这只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当然不是指残障人士，我们尊重任何残障人士。但是涉及到国家主权，我们还是不希望看到一个领土残缺不全的中国，这是我个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第二点我就简单地说一下，刚才各位嘉宾老师我觉得说得都很好。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争议焦点，主要分析一下，就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带有亲西方色彩的自由主义者和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一点争论和分歧。实际大家都有一种担忧，都有一种顾虑，亲西方英美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倡导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更侧重于从人权的角度和民族自决的角度来谈论今天的议题，而带有民族主义倾向或者是说具有中国本土化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具有东方哲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可能更倾向于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的考虑，而且经常从中国的历史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都担心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大家都有一些害怕。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浮躁的民族主义与幼稚的自由主义》，但是我不敢写，我怕两边的人都得罪了，自己还说不清。但是，现实的中国社会里，的确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这两种思想不一定是咱们在座的人才有，一种是浮躁的民族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点在中国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健康的思潮，而且这两部分都已经形成了话语体系。自由主义者呢，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会担心中国将来会滑向一个民粹主义，甚至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泛滥的泥潭，所以今天大家的担心就是在这儿，其实有些人只是不敢把话说得很明确。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或者我们按照政治标签说，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又担心，由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的幼稚和对历史的反思不够，容易被“反华势力”所欺骗和利用，最后导致国家主权领土不能保全，民主化进程是以国家主权的部分丧失和领土完整的部分减损作为沉重代价来交换的，当然，我说这样的话可能不一定准确。
因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帝制被推翻了，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大清国，它是采取怀柔、和亲的边疆政策、包括对满、蒙、藏所控制的地域推行这种睦邻友好政策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但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短短38年时间里，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面积很广褒的外蒙古，所以中国近代的民主现代化进程，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当然这是从咱们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应该可能有些人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也时常进行认真的思考，会不会中国下一轮的民主化进程，又导致中国出现了一个领土分裂或减损的状况呢？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眼光里，也许存在相同的担忧和顾虑，炎黄子孙的感觉大体应该是相近的。现在中央政府也面临着比较棘手的西藏独立问题和新疆独立的问题，这的确是很令人头疼的政治问题，需要政治智慧和魄力来合理应对。包括台独，当然国民党上台以后对于大陆很亲善，这是件好事。
另外我想从法律的角度说一个具体的问题，就不这么宏观了。抵制家乐福的事件，这点我觉得应该是符合我们的现行法律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去主动向家乐福发动袭击，更没有打砸抢。这种和平的行动并不构成中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和犯罪，基本上是反映了一个公民社会的言论自由、意思自治和结社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它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而倒有好处了，坏事变好事了。这点上我还是很认同成晓霞老师的观点，就跟过去的超女海选一样，很多人认为它很庸俗。但是另一方面呢，虽然选的人是的确是很庸俗，但从另一个方面呢，它也表现出一定的民意，虽然民意很幼稚，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主精神，所以美国的《时代周刊》就登出那种东西。我最后说一点，我觉得我也想替咱们中央政府反思一点，我就是提出稍微善意一点的建议而已。因为我觉得的我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奥运嘛，本来是一个体育大会，当然也是个国际交往的大会，但是要通过这种兴师动众的方式去推广普及和宣传，似乎有一点过头和不值，中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我觉得应该适度掌握好一个低调原则，不能什么事都要出风头。即使说自家有钱了，你要露富的话也会遭人忌恨的。一个人你太有名了，学术做得太好了你也会遭人忌恨，何况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呢？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韬光养晦的策略。这种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这回的火炬游行，这么全世界范围的大张旗鼓，我反正看了境外报道说这是人类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其他历届的奥运会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关注程度。
所以，我觉得政府通过反思这次奥运圣火的经验教训，将来在国际事务中会处理的更加成熟到位，这也反映出了一种健康的大国国民心态。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每一个中国国民也应该学会反思，如果将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能够在大是大非的国家利益问题上进一步达成共识，我觉得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能够导致中国真正在和谐之中崛起。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在西藏独立势力面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否相同或者相异，都应该坚决地说“不”，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让渡。
六种非理性的极端社会思潮
作者：张星水
21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是健康的，和谐的，也是理性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确出现了各种不健康、非理性的社会思潮，虽然不占主流，但是确实具有一定的煽动能力和社会危害性，如果中央政府和民间社会不正确应对之，将来这些思潮也许会兴风作浪，肆虐中国，故我们应该对此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戒备之心，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第一、极端激进的民粹主义（并非指正常的弱势群体的同情者、关注者和支持者）
仇视政府和社会精英（既包括思想精英也包括财富精英），无限制地在言论上唱高调，刻意迎合社会底层的一切利益诉求，声嘶力竭地为“劳苦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抽象而且模糊的政治概念，就像“人民”这个政治概念一样，即抽象又模糊）鼓与呼，仇视外国人在华的一切利益，仇视富人阶层，偏激地认为所有富人都是肮脏的，所有政府官员都是贪污犯，而社会中下层的“劳动人民”是被“上层社会”剥削的大多数，甚至希望通过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暴力方式来彻底剥夺富人财产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有一点类似上世纪初期“苏俄革命”时代的早期马列政党。
第二、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并非指正常的爱国主义）
宣扬本民族血统优越论，歧视和贬低其他民族，就像极少数“藏独”的鼓吹者，手握雪山狮子旗，漠视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歪曲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实施有效治理的合法性，只刻意片面地强调本民族的自决权（其实也只是藏族中的少数流亡海外的上层精英分子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而已），而不顾及和顾惜祖国大家庭里其他各兄弟民族的认同感。另外，不分是非的盲目排外、盲目抵制外国货（不是指抵制“家乐福”的公众抗议事件，这个公共事件事出有因，属于公民社会里自由结社和意见表达的爱国行动，另当别论），盲目地抵制外国人，抵制外国思想，甚至抵制外来文化（一些“藏独”人士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藏独”势力也属于一种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第三、极端激进的维权活动（并非指大多数依法维权的公民和组织）
崇尚非理性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暴力对抗和破坏秩序的激进维权活动，鼓噪当事人去以自己的自由作为代价去与地方政府进行“白热化”的直接对抗，而非通过协商、谈判、仲裁、诉讼、信访等合法途径的博弈方式依法进行维权活动。这类比较激进的维权活动有一点类似中国近代史上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等社会运动，其中多多少少地掺杂了一些政治诉求。
第四、极端激进的守旧势力（极左势力，并非指新左派和温和的左派）
偏激地认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发动的“改革开放”运动糟糕的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幻想回到“一穷二白”的文革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美好的，甚至连发动“文革”这样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也是英明的，这是一些老左派的错误思潮，妄图借彻底否定改革来为极左路线张目和招魂，但是，这类势力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阴魂不散，毕竟时过境迁，已经被主流社会日益地边缘化，可谓是“八旗”的遗老遗少希冀振兴大清朝的一枕黄粱而已。
第五、极端激进的自由主义（极右势力，并非指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者）
盲目崇尚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整天里将这类政治口号喊的震天响，生怕别人听不见，就像当年国共高喊“革命”一样，把政治概念标签化和符号化，把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社会彻底实现之，是西方政治理念的忠实信徒，是崇拜“民主宪政”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不切实际地主张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全盘西化”，这类人大都是忠诚的爱国者，但是，由于自身思想的幼稚与天真的局限性，不能做到从西方思想之中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不谙中国实际国情和历史渊源，而且表现的过于急切和浮躁，所以只是一群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书呆子而已，终究满足于“纸上谈兵”的思想快感，而普遍缺乏实际的社会行动能力，很难成就大事。但是，这类人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只能说是西方宪政理念的热情普及者和义务传播者，还应该属于利大于弊和功大于过的善良且迂腐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他们，政府应该多一些宽容与理解。
第六、极端激进的宗教势力（并非指正常的宗教信仰者）
并非虔诚、自律的宗教信仰者和修行者，而是把宗教当成驾驭他人思想、凝聚社会力量的道具和偶像，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一样，幻想有朝一日也成为“政教合一”的邪教教主。经常把宗教问题政治化、把信仰问题神圣化、把宗教活动凌驾在世俗法律之上，经常从事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社会活动，甚至是违法活动，这样的组织被称为宗教异端，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信众中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宗教异端现象，例如“东方闪电”“三班仆人”等基督教异端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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