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企业知识产权资产规范管理必要性初探（二）

由于专利信息是一种数字信息，使得专利相对于实体生产资料对生产过程的可控性程度有更高的要求。相对而言，数字信息更有赖于规范的管理，但也因其自身的数字化，一旦专利资产被规范管理后，其作为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的风险也更容易得到管控，换言之，管理的回报相对比较高。

专利信息作为一种数字信息，其交付等过程数据需要有严密的过程管理方式以确保过程数据无遗漏的获取、整理、存储，借以确定专利及其信息在产生、审查、授权、实施等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有助于发现问题出现的节点，从而可有针对性的解决相关问题。

有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专利产生的主体是什么，将其产业化并创造产值的多是企业，而高校是产生专利的主要主体，但高校产生专利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多是实验室产物，且多是无任何工程实践经验的学生的发明创造，直接产业化的概率相对较低。但未被工程各种实践经验知识束缚的学生更容易提出一些新奇的方案，可能代表了某一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高校专利到企业去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相应的专利技术做出大幅修改，以适应工程需要，由此产生的新的技术成果往往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其中的部分技术成果有一定概率会成为新专利，相对于高校专利，这些新专利往往对相关产品的市场运营有更高的制约作用。而高校专利因与工程方案相去甚远，甚至原理上发生变化，从而对相关产品的市场运营不产生任何影响。

校企合作本是好事，但当有收益产生时，尤其是收益比较高时，很有可能会引发纠纷。其中的关键即对市场经营有支配作用的专利，这些专利的专利权权属及专利权权属的完整性对相关产品的推广应用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应知，即便是校企合作有相关的技术合同所约束，但合同的履行往往会因技术实现而产生各种情况，从而可能导致新的技术成果的归属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专利权权属的完整性对企业的影响极大，即便是权利共有，与其共有权利的例如高校仍有许可他人实施所共有专利权的空间，由此可能会产生于企业不利的市场格局。

对专利资产进行管理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因素，即法律因素、技术因素和产业因素，下面以法律因素所对应的应予关注的方面为例进行说明：

法律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权属的完整性、法律的保护程度、权利的稳定性、依赖性、专利侵权的可判断性、剩余使用年限等。其中的权属的完整性，前文已经有所涉及，仅此一项就足以对相关产品的市场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权属的完整性仅是应予关注的专利法律因素的一个因素，因此，只有对专利资产进行规范管理才能够降低因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引发的风险。

对于例如法律的保护程度，取决于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要求的覆盖程度和法律状态。关于撰写质量，近些年来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只是撰写整体质量的提升仍有很大的空间，业界对此讨论较多，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法律状态，简而言之，即专利或专利申请，以及相应技术成果当前处于什么阶段，需知，不同的阶段的可塑性不同，积淀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此外，权利要求的覆盖程度同样与撰写质量有关，换言之是撰写质量的延伸，同上，对此业界讨论较多，在此也不再赘述。

对于权利的稳定性，有一个不太适当的案例可供参考，受专利的社会认知程度的影响，很多市场主体习惯于先进行市场布局，然后再申请专利，甚至不申请专利，由此可能导致权利丧失或由他人直接取得。单纯依据法律规定，销售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导致以其为载体的技术成果公开，该技术成果转换出的专利可能会不满足新颖性的规定而被无效（审查阶段不审查包括销售等事实公开）。然而，很多事实会因时间的推进而淡化，从而导致客观事实不能通过可用的手段重现，因此，在先的销售等公开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相关专利因不满足新颖性的规定而被无效，使得相关权利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渐趋稳定。如果企业忽视影响权利稳定的各种因素，一方面可能导致所持专利权利基础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竞争对手取得相关专利，并且在时间的某个节点度过之后，本不稳定的专利可能趋于稳定，而难以无效。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述明专利因素的复杂性，而对各因素不再展开说明。通过以上有限内容的描述可知，如果不对专利资产进行规范管理，很难覆盖到专利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可能使自身市场布局陷于风险之中。

从大的方面区分，专利的取得方式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其中，原始取得的争点源于预期获得授权的技术是自主开发、委托开发、合作开发，还是其他形式的研发行为等基本形式的技术成果，该基本形式下开发行为存在诸多的可控或者不可控的因素，导致技术成果权属不清，而影响由此产生的专利权权属的确定。同样地，例如代工、委托加工、配套等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足以影响市场布局的技术。例如代工，典型地，国内很多企业早年都是某些外企的代工企业，后来发展为与所代工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主要问题就出在对技术成果的控制不力上；相反地，国内还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某些企业渐渐沦为其他企业的代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或技术成果控制不当是主要原因之一。委托加工、配套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此不再一一阐述。

此外，企业自身在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迭代更是有价值专利产生的基础，显然，已有专利的实施是检验其市场适应性的基础，对已有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中障碍的识别和适应性调整是有价值专利产生的前提。

继受取得的方式相对较多，可以是受让方主动的行为，也可能是被动的承受。继受取得的专利的困境多是是受让方的基于受让获得的技术构成不成体系，且继受取得的专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人淘汰的技术，而对市场经营的加成作用不大。此外，继受取得的专利还受研发背景的影响，在于出让专利的一方往往是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积淀的一方，是更容易产生替代技术的一方，而专利价值的基本指标之一是可替换性，应知，当某一专利的可替换性相对增强时，其自身的价值随之减弱。

一般而言，受让专利的一方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但某公司的行为表明，散列分布的相关领域的专利可能与该公司的市场布局直接相关，为了提高自身的支配能力，收购目标专利已经成为这类企业完善企业专利布局的方式之一。

专利受让在一些实体行为中则变成了颇具争议的游戏，这些实体被称为非专利实施实体，俗称专利流氓。业界鼎鼎大名的iPEL由曾经的加州律师布莱恩·耶茨（Brian Yates）创建，IPELT名下有四十多家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基本全是非专利实施实体，其中的美国全球创新聚合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包括华为和中兴在内的国内专利权人所持有的部分专利，并持这些专利在国内针对华硕、索尼、极进网络、网易、暴雪等发起专利侵权诉讼。

非专利实施实体打的是一场有攻无防的单方攻击，在于其本身不实施专利，被诉侵权行为人没有反制的产业目标。而对于大多数的企业而言，都如华为与高通间的专利战，有攻有防，这要求被先攻击的一方自身持有一些能够反制对方的专利，即要求被攻击的一方有一定的专利体量，这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对下一条的关注。

美国某调查机构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个创新型的公司所持有的约5~10%的专利在未来绝不可能再被使用。这些专利对公司而言不是资产，而是负担，因此，对所持有专利进行盘点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国企业可实施专利数量比重相对偏低的情况下。对专利盘点在专利资产规范管理的条件下将会变得非常容易。

对于有一定专利体量的专利权人而言，孤立存在的专利相对比较少，甚至是没有，常规的专利资产管理应包含分组管理，以通过专利整合使专利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同时，易于根据整合出的专利布局情况查缺补漏。

一个公司持有的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的分布范围往往不大，即便不是相同技术领域的，也会是具有关联关系的技术领域的。对于多元化的公司，在特定的产业方向上同理。但即便是同一个公司所持有的专利，当数量比较多时，专利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非常复杂。专利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障碍、替代和互补，主要源于技术成果的累积、迭代、变更。

专利权严格而言是一种排他性权利，能排除他人使用并不表示权利人自己可以自由使用，就在于前述的障碍关系。例如专利法意义上的从属专利，其实施有赖于所从属基础专利的实施，因此从属专利的实施受制于基础专利，若基础专利的持有人是他人，对于从属专利的持有人而言就是一种障碍若基础专利的持有人是本人，在对外授权时，往往需要组合授权。

障碍关系还表现在双向的障碍关系，表现在持有基础专利的一方可能是抽象技术方案的提出者，例如可能是某一技术方向上的拓荒者，拓荒意味着没有，从无到有意味着不成熟。而持有从属专利的一方所持有的专利可能是技术迭代的结果，持有基础专利的一方有可能寻求从属专利的实施，于是基础专利与从属专利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双向障碍关系。

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在本文仅用来进一步表明专利持有数量较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相对较多，专利资产规范管理的必要性尤为重要，而在本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