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贪腐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家属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

近两年，我办理了几起国企负责人家属涉嫌贪腐的刑事案件，如恒丰银行原董事长之妻贪污案、通钢公司原董事长之妻洗钱案等等。而今这几起案件都已结案，虽然历经波折后最终都取得了当事人满意的结果，但客观上对其个人或家庭也已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我试图从上述案例总结出一些共性问题，并对新法的适用做出一些解释，同时也从辩护人的角度提出一些反腐败警示。

国有企业负责人涉及的罪名大多是贪污、受贿之类，无非是利用公共管理职权侵犯公共财产或者将个人职权与金钱利益进行交易。虽然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但消费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具有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一旦贪念起，几乎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贪污受贿所得的财物数量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导致以何种形式接收财物、以及将财物存放在何处，成为了国企负责人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曾经最为普遍的是直接收受或贪污钱财，但是金额小了不值得去冒刑事法律风险，金额大了转账容易留下犯罪痕迹，且账户突然有资金异常情况，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现金不仅无处存放，且对储存条件的要求较高。于是逐渐的，有的会选择接收实物，或者其他的变通处理方式。比如说，将公司购买的物品据为己有，自己或家属的消费由公司买单，或者直接由家属出面接受财物，再以家属名义购买资产做进一步掩饰。这类情况下，家属对“枕边人”的贪腐行为是否事前知晓、事前商议、事前同意，抑或是事后知晓、事后处理，便直接影响到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

第一种情况，家属若是事前知晓、同意或有过商议，同时还帮助实施贪腐行为，或者事后帮助掩饰、处理财物，比如为贪腐所得财物提供存放地点，或者将财产转化形式，则法律上会认定为家属系贪腐行为人的共犯，会直接以行为人所判处的贪污、受贿等罪名定罪，只是一般会认定为从犯，量刑上会从轻、减轻处罚。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20年3月份《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后，“自洗钱”行为开始单独评价、单独入罪。所谓“自洗钱”是指，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人（如上文所述，包括国有企业负责人及其家属）在贪腐行为实施完毕后，自己帮助自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财物的来源或性质（如上文列举）。对此法律上不再像以往一样认为后续处理财物的行为被之前的贪污贿赂犯罪吸收、不再只认定一个贪污或贿赂的罪名，而是对“自洗钱”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直接认定为洗钱罪。立法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显然是加大了对贪腐犯罪的处罚力度和处罚范围。

第二种情况，家属若事前不知晓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意图或计划，只是在贪污贿赂行为完成后，即财物已经被实际控制或占有之后，帮忙为财物提供存放地点，或者将财产转化形式，虽然理论上不会以贪污、贿赂等罪名定罪，甚至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不以犯罪处理，但争议焦点会集中于家属对财物的来源是否知晓，也就是说，家属对财物是如何得到的是否有所了解或认识。如果家属对财物的来源具有明确或概括的认知，则家属帮助隐匿贪腐受贿款物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应评价为洗钱罪。但是如何判断家属在主观上是否有明确认知是实务中的重点和难点。

通常，家属会辩称自己并不知道“枕边人”有贪腐行为，辩称自己从来没有问过钱款的来源，或者即便问了领导也没有明确回答。然而单纯口头的辩解绝不足以让法官得出不知情的结论，法官会结合家属的身份背景、职业经历、认知能力、人物关系、接收或转移财物的种类、数额、次数等方面，以及其他人的证言、国企负责人本人的供述来综合分析认定。这里的“综合分析认定”，就非常考验控辩审各方的智慧了，需要充分、熟练地运用法律知识、诉讼程序以及实务经验。能否认定主观明知，很大程度就决定了能否认定洗钱行为。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特别说明一下。虽然掩饰、转移或转换财物的行为本质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法律上也单独设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如果在前的上游行为是贪污贿赂类犯罪，法律明确规定在罪名适用上应当认定为洗钱罪。

司法实务中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证据是否充足、是否相互印证、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还包括是否存在办案人员非法取证、能否达成辩诉交易等等，此外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也是不能等同的。针对不同情形，专业律师会制定不同的辩护策略及方法，最大程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作者：星来律所王珺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