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张光标、刘东楚兄弟土匪和落网经过

隆回自1949年10月11日解放以后，虽然新政府已经建立，但旧的反动势力仍在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当时在县境内有组织的大股土匪便有12股，加上小股土匪和零散匪徒共计五千之众。他们见末日已到，死期迫近，更加穷凶极恶，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人民政府的“剿匪”、“清匪”、“镇反”、“肃反”等强大攻势下，结果一个个都先后落入法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盘踞在横板桥、沙子坪、石下江、荷香桥一带的匪首张光标、刘东楚兄弟，尽管乔装打扮，耍尽各种花招，同样没有逃脱他们可耻的下场。 入匪经过 张光标，又名张光华，1915年生，文盲，原籍洞口县石下江石背张家人，系盘踞湘西南大土匪头子张云卿的族侄。张家世代以农为业，1920年张光标五岁时，父亲暴病身亡，而后，家境每况愈下，生计无着，张母蒋氏不得不忍痛将大儿子张邦迪寄养他人，领着张光标和不足三岁的女孩外出乞讨。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张光标母子三人来到了离家七十多里外的隆回县荷香桥区茅铺乡的山峡刘家。正巧，这个村子的北端，有一户殷实人家，主人刘季平一年前妻子病故，留下二男一女。他看到讨饭的蒋氏才三十出头，鹅眉柳腰，品貌端庄，颇有几分姿色，不仅顿起恻隐怜悯之心尤怀续弦婚配之意。于是将蒋氏母子一并收养。自此，蒋氏成为刘家主妇，料理一切家务，张光标兄弟亦有了饱肚遮体的栖身之地。 由于张光标兄妹系随母下堂，寄人篱下，村里人常常闲言碎语相讥，横眉白眼相待。兄妹俩在刘家承担着放牛砍柴、扯草喂猪一整套繁琐的家务劳动。不到一年功夫，妹妹病死刘家之后，张光标只有与继兄刘家二少爷刘东楚作伴。而这位少爷哥哥，却很瞧不起这个叫化子老弟，重活脏活总是推给这位小老弟去干，有时还骑在小老弟背上，将张光标当牛马使唤，还不时拳头耳光相加。好不容易熬过11个年头，1931年（民国20年），刚满15岁的张光标决意离开山峡刘家，独自闯荡江湖。 张光标自刘家出走之后，经过几年的飘零，于1939年（民国28年），才在洪江盐务大队当上个二等兵。1940年9月，该部换防开往浙江金华，张借口水土不服，离开部队，做起了米贩生意。1941年4月旋回荷香桥，在罗锦华（乡绅、曾任过松坡中学校长）家帮工两年。1944年（民国33年），经杨湘云介绍投入张云卿匪部当班长，1945年6月升任分队长，同年8月因病离队，与人合伙在沙子坪开办小煤窑，经营烟煤生意。1949年5月复由张翼生举荐到张云卿保安警察第二支队当分队长，不久升任中队长。 张光标自1944年投身张云卿匪部担任班长以后，率部驻扎在隆回县沙子坪街头侧背的粑下冲一位姓罗的农民家里，并以此为据点批家劫舍，横行乡里。升任土匪分队长之后，张光标混财越发越大，1947年，张在沙子坪街上大兴土木，修建起一座三正两横的四合大院（今沙子坪乡下府所在地）。又强行把罗氏宗祠拆除，将其砖瓦木石全部搬来，在住房对面山头上，筑起一座炮楼，安排土匪日夜值勤，不仅是守卫“张氏匪馆”的一只眼睛，更重要的是把邵安公路控制在炮楼枪口之下，行劫持盗抢之便。时人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到沙子坪，灾祸难躲身；车到沙子坪，喇叭无声音。”过路者都称沙子坪是邵安公路上一节溃烂了的盲肠。 比张光标年长一岁的刘东楚，凭借优裕的家庭条件，自幼娇生惯养。生母去世，继母（即张光标生母）进屋，同样把他看成掌上明珠。。1932年（民国21年），18岁的刘东楚在邵阳偕进中学读书时，因聚众赌博，被开除学籍。1933年任邵阳县第八区禁烟委员两个月，后当小学教员；1936年充任保长、保干事。1939年复任教员，并与匪首廖坤富（已枪决）焚香拜把，结为兄弟，随即伙同廖昼伏夜出，抢劫民财。廖匪被国民党政府拿获后，刘东楚连夜潜逃，投入武冈民船工会，半年后，混进保安处高射炮第二中队当文书，再转任邵阳、武冈、衡阳土地呈报编查员，土地测量见习员，以及贵州国民兵团司书，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文书等职。1946年日本投降后，回到山峡刘家，不久又出任西胜乡公所户籍干事一年，以后在家游手好闲，打牌赌博消磨时光。后经张光标引荐到张云卿身边充任副官，继而担任张光标匪部的中队副。 累累罪行 张光标自从有了刘东楚这个帮凶之后，两人狼狈为奸，无恶不做。杀人放火，虏掠抢劫民财，肆无忌惮。他俩除少数时间分头行劫外，一般都是兄弟俩决策，率部集体行动。他们统帅这支匪部，先后使用“送片子”、“绑票”、“吊羊”、“拦路关羊”、“抄家洗劫”等多种手段抢劫200余次，抢得财物不计其数，杀害人命26条。其中有我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干部家属，农会积极分子，以及普通的平民百姓。其抢劫之频繁，手段之残忍，可谓空前绝后。1949年春的一天，张、刘二人正在策划当晚行劫方案，碰巧被端茶进来的贴身马弁戴国珍听见了谈话内容。原来他们所议论的行劫对象正好是戴的一门亲戚，戴一时慌了手脚，茶盘掷地摔得粉碎，张光标意识到秘密已经泄露，气得当即抽出手枪，朝戴国珍头上就是一枪，将戴头上的帽子打落，戴亦应声瘫软于地。自此，戴的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如今42个春秋过去了，戴国珍虽然还留在人世，但每当见到有人三、五成群聚合时，就号嚎大叫：“张光标来了！张光标来了！”声音凄惶，令人竦然。 张光标、刘东楚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下面仅仅例举这支土匪部队在1949年至1950年初的一年零三个月的几桩罪行： 1949年，为张云卿催办案子，勒索罗炎生稻谷60担。 1949年6月，派匪徒20余人，去荷香桥抢劫恒春斋绸缎四匹。 1949年7月，在西胜乡武公庙“送片吊羊”，劫走陈金阶光洋500块。 1949年农历11月23日夜，将居住在紫阳乡爬山塘庵子里的张堂清夫妇（因其儿子系我公安干部）活活杀死，并将两具尸体捆石沉入江中。 1949年12月13日，率匪兵20余人，参加攻打我黄桥铺三区政府。 1949年11月间，率匪众于横板桥洪塘地方，将我解放军独立15团许连长暗地枪杀。 1950年正月16日，率匪4人，到石江乡四保三板桥，将曾向我政府举报过匪情的覃东阶活活杀死。 1950年正月23日，率匪12人，到沙路塘，拦路袭击抢劫过往车辆，当场打死我护车武警1人。 1950年正月24日夜，率匪众去太平乡的枫木冲将胡焕文家洗劫一空。后见其儿媳床挡头挂有一顶黄帽，于是进行乌黑搜捕，把躲藏在牛栏楼上草垛里的胡家次子，我粮库干部胡书庭同志（当晚请假回家）搜出，捆绑抓走。在路过无量冲老屋黄家时，又进村洗劫，把本文作者黄镇同志家仅有的一只黄牯亦同时劫去。当夜，匪众满载而归，聚合在沙子坪的张公庙山麓上，将黄牯宰杀，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嬉戏狞笑，将捆在树杆上的胡书庭同志用乱刀捅刺，直至气绝身亡，并将胡的尸体沉入煤窑废井之中。 1950年2月16日、17日两天，接受张云卿的指令，率匪众携带雷管炸药，两次潜入桃花坪，企图炸毁铜盆江大桥，由于护桥甚严，均未得逞。 1950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率匪徒11人，潜入荷香桥老银铺、大桥郑家两处枪杀我农会积极分子11人。 可耻下场 1949年10月11日隆回解放。张光标见末日来临，把家眷钱物，撤离“张氏匪馆”，转移到曾经助其发迹的粑下冲旧房，六十多名匪兵亦随同驻扎在山冲冲里。一天早晨，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正在端碗吃饭的匪众，发现来了解放军部队，吓得抱头鼠窜，张光标跑得最快（传说张迅跑如飞，追扯狗尾巴到手），一口气跑上八十亭，来到亭边吐了几口鲜血，就瘫痪在地。张母和妻妾子女，跟在后头，哭喊尖叫，慌作一团。三姨太彭岳云指令刚从黄桥铺抓来一名挑伕，把装满光洋的三口皮箱扛在肩上，想趁混乱逃之夭夭，结果被我解放军一枪击中，皮箱摔地，光洋四散。其实这只是我挺进西南的刘邓大军路过此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大部队另有重任，所以没有进行追剿，很快就结束了战斗。但是张光标却第一次领教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厉害。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清匪反霸运动的展开，张光标更加惴惴不安，妄图用假投降的办法，来逃避这场灭顶之灾。在1949年11月17日，他携带二支快慢机，麻着胆子向我主荷香桥中国人民解放军158师投降，随即转介去县城桃花坪与县公安局洽谈投降收编事宜。 在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副局长杨山和审讯股长安子林热情地接见了他，握手让坐，倒茶递烟。在洽谈中，张光标一再表示要弃暗投明，为解放军剿匪效力。杨、安两同志除了对张光标这种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的举动表示欢迎外，特别明确地宣传了我党有关收降规定和既往不咎、投诚从宽的政策，然后盘查了张光标所属匪部在册人员、枪支及其活动分布等情况。最后又由杨山、安子林两同志作陪设便宴款待。张光标在桃花坪住了几天后，领着公安局张干事到横板桥碧山乡的何家山取出13支步枪。根据张的实际行动，公安局将张光标随带的一支短枪，仍然退还，并由杨副局长亲自将张光标送回荷香桥，令其积极协助158师除恶剿匪，戴罪立功。在这段时间里，张光标表面假装带路剿匪，实则与其旧部暗中勾结，指挥匪众继续烧杀掳掠，抢劫民财。半个多月后的12月3日，张光标居然逃离荷香桥回到沙子坪，在家里躲了20多天，于12月29日率领旧部继续上山为匪，且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前面所列举的他在1950年以后的罪恶行径，就是在他第一次假投降后所犯下的。 1950年3月3日，张光标率匪兵六十余名，在马坪、桐木桥一带抢劫后，闯到中和乡丁家，在一个名叫丁华生的家里，住了三晚，略事休整。我剿匪部队闻讯雨赶到，进行一场激战，当即击毙匪徒二人，余皆溃散。张光标见大势已去，在经过几天的流窜后，无可奈何地于1950年3月17日，率匪兵30名，带30支步枪，一支冲锋枪，一挺机枪，5个梭子，第二次向我驻黄桥铺136师408团司令部投降。但在受降会谈中，张光标无理提出：自己的部队不能改编，仍要由其率领，并不准我方派干部去担任领导，只同意派一个南方人（不允许北方人）担任联络员。我军一边进行耐心教育，一边深入调查，了解到张光标还有180多条步枪、几支冲锋枪和若干短枪、机枪没有造册登记。尤其在洽谈期间，张光标又暗中接受了大土匪头子张云卿任命其为匪大队长的委任状。所以明显看出这又是一次假投降的阴谋，意在逃避追剿，积蓄力量，图谋东山再起。我方及时识破他这一阴谋之后，即决定将其收审入监，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于1950年9月5日，在荷香桥的万人大会上，对这个恶贯满盈的混世魔王——张光标执行枪决。 刘东楚与张光标率匪徒在中和乡丁华生家里，与我剿匪部队激战溃散之后，率妻逃往绥宁红岩一带，一边寻找主子张云卿，一边收罗残匪，重组队伍，并自任中队长。可是，队伍刚刚拉起，又被我追剿部队击溃。刘窜到高沙，觉得再无进退之路，只好与妻分手，令妻返回山峡刘家，并四处散布“丈夫刘东楚已在湘西战乱致死，尸抛荒野，本人四壁无靠，只好回乡定居”。而刘东楚却化名刘伯顺，打扮小商小贩，独自逃往广西融安县境，落居在该县板榄铺，通过店主王鸿兴认识了我武装工作队的炊事员向延炳。向是溆浦人，刘以湖南老乡之情，很快与向混熟。又经王鸿兴佐证：刘是本店多年来的主顾，加上向延炳的极力保荐，刘东楚于1950年11月15日混进了我剿匪武装工作队，当上了一名炊事员。 在武工队里，由于他工作特别卖劲，办事又很有能耐，很快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信任，一个月后，就转为武工队的一名正式队员。在随武工队歼击匪特中，刘东楚因对匪情十分熟悉，总是带头陷阵，累立奇功。一次他一个人徒手抓了三个匪徒，受到立功嘉奖；又一次在攻打一个匪巢时，匪众踞高临下，一台机枪封住上山之路的咽喉，指挥员一时措手无策，刘东楚乘机挺身而出，凭着他自己为匪多年的战斗经验，利用对方轮换弹卡这一短暂的空隙，跃步上爬，终于把两个匪徒击毙，端掉了那台机枪，扫除了进攻障碍，夺得了这次剿匪的全胜。从这以后，刘东楚名声大振，1951年2月转为国家干部，4月调任融安县龙虎乡副乡长，6月调任古木乡乡长，8月上旬调九区武装部任政治、军事干事，1952年7月又调任区公安助理员。他常常是一身军装，肩背短枪，很有气派。 刘东楚混入革命队伍后，在多次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对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直隐瞒着。档案中都是这样填写：“父母早亡，家庭过的是雇工生活。本人只读过一年书，很小就给人家放牛、帮工，学砖瓦匠。后来作肩挑小贩生意，在来广西路上被土匪拦路洗劫一空，为此，投奔革命。”由于他编造很严谨，欺骗了我们不少同志，在历次组织鉴定中，都这样鉴定：“立场坚定，思想纯正，业务熟练，工作热心负责，生活朴实严肃，组织性强，有进取心，能密切联系群众，对问题有分析能力。”一直到准备发展刘东楚入党，提拔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关键时刻，才把这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的真实面目，揭露了出来。 1953年7月，广西融安县第九区区委组织委员覃衡，有意与刘东楚一道去官天乡一块搞点，在谈话中问及刘的家乡详细地址时，刘则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地交待说：“我是湖南邵阳县八区荷叶乡茅山村人”。覃随即向邵阳县发函询查，复函称：“查无此地，亦无此人。”而刘东楚原籍隆回县荷香桥区茅铺乡的广大群众，在“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的熏陶下，对这个欠下人民血债的在逃匪首，一直心存疑虑，多次向县公安局报告，要求协助辑拿归案。1953年9月间，在地区的一次县公安局长会议上，隆回县公安局长在汇报社情时，随意谈及荷香桥茅铺乡群众对逃亡匪首刘东楚的义愤，苦于大海捞针，无从缉查。这事引起邵阳县公安局长的警觉，联想到不久前接到过来自广西融安县查询函件所指：“邵阳县八区荷叶茅山刘伯顺”可否解释为：“邵阳”，指导解放前的邵阳；“八区”，指导隆回素称“隆回八都”；“荷叶”，即指导荷香桥；“茅山”，可能是茅铺和山峡刘家的合称。经过他一番分析，与会者顿有所悟。散会后，隆回与融安经过几番的信函往来，完全证实了刘伯顺就是刘东楚。 1953年11月20日，融安县公安局政保股长电告刘伯顺回县公安局有事相商。刘可能听到了风声，预感事情不妙，装病未赴县城。县公安局领导立即派公安局副局长率领政保股长连夜赶到刘东楚所在的第二区区公所，把刘东楚叫到区委书记房间里。政保股长淡淡一笑说：“老刘呀！据说你背的这条短枪，是从土匪头子那里缴来的，能否拿给我看看。”刘东楚“扑通”一声，跪拜在地，颤颤兢兢地说：“我是罪犯，我是罪犯！我该死，我该死！我愿意坦白交待，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1954年5月25日，刘东楚被押回县。经过几个月的审讯核查，上报审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五条及第九条第四项之精神，考虑刘混入革命队伍之后，没有新的犯罪活动，且有立功赎罪之表现，判处刘东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长期劳动改造，以资镇压。 刘东楚服刑25年之后，于1978年（时年60岁）获释到山峡刘家老家，自食其力，独自生活。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到户后，刘则转作冰棒、谷麦糖之类的小买小卖生意，以后还曾串村走户操起洗剪刀、补油鞋、修理雨伞等小手工艺活计。1989年农历2月23日，因高血压病死亡，时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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