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

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又称盈余分配，一般情形下因公司自治原则，司法介入公司盈余分配往往十分慎重，但由于公司的自治存在天然和内在的局限性，当大股东滥用控制权操纵公司，被压迫的其他股东的利益将受到严重侵害，而股东基于资产收益权利所享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将处于亟待救济的境地，为避免公司自治机制失灵和恢复股东之间失衡的利益安排，我国《公司法》（2018修正）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第14条、第15条为遭遇不公平利润分配的股东提供了两条司法救济路径。笔者结合相关司法实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予以研究梳理，以供实务参考。

01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两条救济路径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股东依法取得公司利润分配是其投资公司的主要目标之一，更是其法定的权利，而股东请求利润分配的权利包含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和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两个层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基于股东身份所产生的固有权利，不因公司是否愿意分配利润而消灭，其本质上属于期待权，除非权利本身受到了直接的剥夺或不公平的限制，一般不得个别地积极行使。如公司不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则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转化为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1]。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就可供分配的利润制作分配方案并形成利润分配的有效决议后，股东依利润分配方案对公司享有的债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称《公司法解释（四）》）第14条、第15条规定，若股东能够取得载明具体分配方案有效决议的，可基于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履行分配利润的义务。若股东无法取得载明具体分配方案有效决议，但能证明存在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分红权的，可基于抽象利润请求权请求法院通过司法手段介入公司利润分配。

02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成员权转化为普通债权

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独立的权利，因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相应决议而产生。在决议作出后，利润分配请求权便彻底地从成员权中分离出来，各权利人按照其应得的数额而享有相应债权。无论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公布，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就成为独立于股东权利的一项普通债权，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该债权的转让可以直接适用民法上关于债的相关规定[2]。对于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其他股东不能通过取消利润分配决议的方式而使该债权消灭[3]。即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若没有证据证明股东会决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事由，且股东会决议所载明的利润分配方案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则公司应当按照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

（一）转化前提：有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公司法解释（四）》第14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根据法条表述可知，存在具体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红决议”）是法院支持股东请求分配利润的前提，而具体分配方案需满足实质和形式两方面的要求：

1. 实质上：能够确定具体利润数额及具体分配事项

首先，根据司法实践，股东提交的利润分配方案能够确定具体的待分配利润数额及分配政策、分配范围以及分配时间等具体分配事项内容的，可认定股东提交了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若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只载明待分配利润数额，对具体分配事项未作出规定，但结合公司章程等文件能够确定具体分配方案的，也可认定股东提交了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乾金达公司与万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21) 最高法民再23号】中认为: 《公司法解释（四）》第十四条的规定，不仅要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决议，而且要求利润分配方案内容具体。原则上，一项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包括待分配利润数额、分配政策、分配范围以及分配时间等具体分配事项内容，判断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具体的关键在于能否综合现有信息确定主张分配的权利人根据方案能够得到的具体利润数额。本案中，万城股字[2014]2号股东会决议通过了万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确定了万城公司2013年度待分配利润总额，并决定“2014年6月份之前，将这部分剩余未分配利润分配完毕”。之后的《临时股东会议纪要》将利润分配时间变更为2014年7月底之前。上述方案中确实没有写明各股东分配比例以及具体计算出各股东具体分配数额。然而，万城公司章程第十条股东权利条款中规定了“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且万城公司此前亦是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综合考虑上述事实，能够确定万城公司2013年利润分配是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的。综上，案涉股东会决议载明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总额、分配时间，结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分配政策之约定，能够确定乾金达公司根据方案应当得到的具体利润数额，故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是具体的，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十四条之规定。

其次，公司股东协议、股东间签署的有效合同对分红方式已有约定，可以判断是否存在具体的利润分配数额的，不能仅凭股东会决议中无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阻碍股东实现分红权。如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浙博公司、博碧公司等与碧桂园地产集团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23）皖05民终380号】中认为，虽然该案中提及的股东会决议仅记载最终分红的时间，但分红的计算方法在本案的合作合同中早有记载，且前3次预分红均默认采取合作合同记载的计算方法进行，各股东和博碧公司对此计算方法已默认，故分红时间结合计算方法，具体的分配方案已完整。由此可见，股东会决议中未载明具体方案，但是能够依据协议、合同等有效记录文件确定具体的数额分配，亦可作为股东请求盈余分配的依据。

2. 形式上：有效记录文件

《公司法》第37条规定，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的职权，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因此，除《公司法解释（四）》第14条规定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外，备忘录、股东协议、会议纪要等决定文件亦可满足《公司法解释（四）》第14条对利润分配方案的形式要求。另外，根据公司自治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只要股东就召开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也可通过微信群聊、线上会议等方式构成有效的决议，但上述记录文件皆必须能体现股东一致同意分红的意思表示，并载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15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之五认为，盈余分配权利是专属于股东的权利。公司具有可分配盈利，是股东行使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实质要件。为防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大股东利用持股优势，对小股东形成事实上的压迫，从保护小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对于公司作出盈余分配的股东会决议，不应限于“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只要能够从文义上反映符合法定表决权要求的股东通过了分配盈余的意思，就可以认定为公司通过了分配盈余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实践中如果股东之间达成了《备忘录》《股东协议》等文件，其中明确载明了分配盈余的意见，都可以被认定为股东会已经作出分配盈余的决定。本案中，虽然乙公司没有针对公司利润分配事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相应的书面决议，但是全体股东已经在相关公司利润分配的协议中签字盖章，可以视为全体股东就公司利润分配事项一致表示同意，已形成有效的利润分配决议，公司应当依据载明的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

（二）行权障碍：公司可主张的法定抗辩事由   

实践中，常见公司以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为理由拒绝分红，但直接以该等非法定事由抗辩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出于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公司法对公司形成利润分配决议后主张不执行决议的抗辩有严格的限制，仅在公司利润分配决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时，公司才有权拒绝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

1. 股东会决议无效

司法实践中关于股东分红决议无效的常见情形，总结如以下四种：

（1）分配利润前未弥补亏损和提留10%的法定公积金

利润分配方案没有根据《公司法》第166条的强制性规定弥补亏损和提留10%的法定公积金是股东分红决议最常见的无效情形之一。故在公司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之前，一定要提前审查确认税后利润已弥补亏损和留存法定公积金。

如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在“张某麟与聚龙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4）渝北法民初字第00054号】中认为，公司股东分配利润的条件是会计年度终了时经依法审计后公司该年度在依法纳税、提取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尚有利润，并且应按出资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除非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该案中的分配决议是在既未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又未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况下作出，在此情况下无法确定当年是否存在应纳税款、应否提取公积金、是否存在需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同时在并无全体股东约定了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情况下作出不按出资比例分配的决议，其决议内容分别违反了《公司法》第34条、第164条、第166条的规定，该决议内容应为无效。

（2）除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情形之外，不以实缴出资比例向股东分取红利

《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即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若要作出不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红的决议，需要经过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国栋公司与刘某琼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3891号】中认为，由于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因此，公司一般应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若公司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约定，不得采取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占多数股份股东分配方式因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资本多数决侵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以大股东股权上的优势侵害小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利。

（3）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变相分红

如果公司违反法定的分红条件和程序，以分发股东福利或借款等方式变相分红，为股东谋取不当利益的，相关分红决议会因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决议。如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谢某、刘某祥与兴达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中认为，案涉的股东会决议无论是以向股东支付股息或红利的形式，还是以股息或红利形式之外的、以减少公司资产或加大公司负债的形式分发款项，均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变相分配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行为贬损了公司的资产，使得公司资产不正当流失，损害了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上述情形所涉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决议内容已然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等人的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4）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情形为分红决议无效的兜底判断情形。如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在“罗某贞与远翔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21）川1381民初3561号】中认为，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分配公司财产（房屋）占公司财产的比例，以及是公司当年税后和提取公积金后的合法利润。若所分配财产是公司主要财产，则该分配行为相当于公司清算，而清算也应当以公司合法解散为前提。更重要的是该案的分配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司法和税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还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该决议应属无效。

2. 股东会决议可撤销

根据《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故股东会决议可撤销的情形大致分为两种：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或者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汇源公司等与康隆公司等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2021）粤01民终20156号】中认为，案涉决议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因此其通过应当由公司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产生法律效力。而本案股东会召开时投票股东仅持有公司53.4247%表决权，未达公司内部章程关于特别决议事项形成有效决议的最低持股比例要求，且该瑕疵并不属于决议形成中的轻微瑕疵。该情形已然构成决议可撤销的事由。

一旦形成的分红决议符合以上可撤销的情形，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股东有权向法院请求撤销该分红决议。对于诉讼中存在决议可撤销的情形，原则上有权主体应当另案提起撤销之诉，因为股东是否能有效取得分红取决于决议是否被撤销，若决议被撤销则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丧失请求权基础[4]。在有权主体另案提起撤销之诉后，如撤销的决议内容可能涉及本案利润分配方案的，本案可予中止审理，待撤销之诉生效后，再根据判决结果分别进行处理。

3. 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公司法解释（四）》第5条规定了公司决议不成立的五种具体情形。即：

分红决议作为股东会决议中的常见内容，自然存在因法律规定情形而导致决议不成立的结果。相较于决议撤销制度，决议不成立的程序瑕疵程度更为严重，更为侧重于考察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过程，包括召集、通知、开会、议事、表决等环节，是否会导致股东不能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表示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如在“华德利公司与德宏秦瑞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21）云3103民初2011号】中，涉案公司未召开会议，且不符合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又如在“众智公司与王某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2022）苏02民终7208号】中，涉案分红决议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皆构成严重瑕疵，属于法定决议不成立情形。

（三）公司作出撤销或变更已生效的有效分红决议对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影响

实践中，常见公司大股东在作出有效的分红决议后又利用其持股优势作出撤销或变更（常见情形为延迟分配时间）分红决议，意图阻碍小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情形。如前所述，公司作出有效的分红决议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就确定的分红金额形成了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不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公司权力机关无权作出决议对该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调整。

1. 如不存在法定效力瑕疵，原则上不能撤销和更改分红决议，公司应按照利润分配决议履行给付义务

如在“中大产学研公司与中大电讯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20）粤03民终13868号】中，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利润分配决议后，公司即对股东负有分配利润的债务，股东享有相应债权。即如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效力瑕疵，原则上公司不能撤销和更改，应按照利润分配决议规定的数额、时间履行给付义务。

2. 股东弃权或者未出席投票的，除特定情形外，应推定为股东反对撤销或变更分红决议

股东在股东会议中投弃权票或未出席投票不意味着其以默示的方式同意公司的延迟分红决议。默示视为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不得随意扩张适用。只有在《民法典》140条规定的3种情况下默示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1）法律规定; （2）当事人约定；（3）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故公司股东没有出席延迟分红的股东会议或者投弃权票在一般情形下并不代表对撤销、变更分红的决议表示赞同。

如“刘某恩与新东方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苏04民初444号】中认为，新东方公司暂缓分红议案其实质是公司决定暂缓分红，新东方公司部分股东处分自己的权利，同意新东方公司延缓履行债务。股东刘某恩未同意本议案的内容，即刘某恩未同意新东方公司延缓分红，故《新东方公司暂缓分红议案》对刘某恩没有约束力。即公司对股东的分红金额确定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就确定的分红金额形成了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公司股东对公司享有给付请求权，该法律关系不再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公司权力机关作出决议对该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调整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03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司法介入分配

前文讨论了公司已经形成利润分配方案或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股东如何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其利润分配的权利，但若公司在控股股东的操控下，无法形成关于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的，在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下，则可以考虑另一条司法救济路径以维护自身权利。

《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若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分红权，则其他股东可以在没有分红决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司法介入分红。

（一）请求司法介入分配的常见情形

司法实践中，《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的司法介入分配有以下三种常见情形：

1. 给在公司任职的股东或其指派的人发放与公司规模、营业业绩、同行业薪酬水平明显不符的过高薪酬，变相给该股东分配利润

控股股东或其指派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获得过高的薪酬变相分配公司利润，会导致本该所有股东按照约定或股权比例分红的总金额变少，从而侵害到其他股东的分红权。因为薪酬的发放属于公司自主决定的范畴，司法审判中对于“发放过高薪酬”的认定有较为严格的标准。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其一，不符合公司章程约定的薪酬发放，能够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断出不满足条件获得约定薪酬的结论的。其二，给某些股东发放远高于其他股东的薪酬。其三，薪酬的绝对水平过高，明显超出通常水准[5]。

如“杨某园与秀墨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21）沪0112民初32688号】中认为，李某安作为秀墨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杨某园同意，明知2020年因疫情影响秀墨公司存在亏损可能的情况下，自2020年5月起提高薪资标准127%，明显高于正常薪酬，可认定为变相给股东分配利润，属于李某安滥用股东权利，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但书条款规定应进行强制盈余分配的实质要件。

2. 购买与经营不相关的服务或者财产供股东消费或者使用，变相分配利润

购买与经营不相关的服务或者财产的具体表现形式通常为控股股东利用公司财产购买车辆、房产、机器设备等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财产与服务，供个人消费或者使用。

如“张某等与天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2023）鲁02民终2037号】中认为，张某作为天沐公司的股东及实际经营者，应当本着忠诚勤勉的原则处理公司事务，但在其管理公司期间，存在记账不规范、将公司资金转入自己名下但去向不明、使用公司资金购买个人家庭用车等情形，上述行为导致公司管理不善、资金受损，应当认定属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张某应当对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通过该种形式谋取个人私利为其中一种滥用股东权利的表现形式，作为公司的债权人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滥用权利股东应就该损害承担责任，若其他股东因此而未能得到相应的分红，则有权以此为依据主张盈余分配。

3. 为了不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

“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庆阳市太一热力有限公司、李昕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8年第8期】中认为，作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另一股东同意，没有合理事由将5600万余元公司资产转让款转入其控制的其他公司账户，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已经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一般而言，即使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形成盈余分配的决议，对希望分配利润股东的利益不会发生根本损害，因此，原则上这种冲突的解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是否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及分配多少，应当由股东会作出公司盈余分配的具体方案。但是，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时，则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实体利益，已非公司自治所能解决，此时若司法不加以适度干预则不能制止权利滥用，亦有违司法正义。

4. 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的其他情形

辨别股东是否被损害了股东权利还可以借鉴英国法中对于小股东遭受不公正损害的认定原则：（1）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等股东签订的有关公司事务的协议；（2）出于公平的角度认为，该行为对股东享有的固有权利构成了不公正的对待；（3）该行为由董事会越权作出或者由董事会以实现非法目的或不可告人的目的作出。

结合上述，公平对待公司股东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违反此原则亦可构成滥用。如“城宇公司与孙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湘10民终3095号】中认为，公司的股东应当得到公平的对待，这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则，如果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控制权实际上获得了投资回报，那么虽然公司没有形成分配利润的决议，但小股东在没有办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满足诉求的情况下通过诉讼要求获得相应的对待，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司法干预就成为合情、合理、合法，且符合逻辑的结果，并没有侵害公司的治理权。

另外，当公司陷入无法形成分红决议的僵局，也可能构成滥用股东权利导致不分配利润的情形。如“广州石油分公司与鸿运公司、鸿福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8）粤01民终15002号】中认为，案涉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临时会议应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鸿福公司作为鸿运公司出资比例80%的大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由此可见，在双方不能就利润分配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不分配利润给广州石油分公司造成了损失，故广州石油分公司有权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比例主张利润分配。

（二）股东请求司法介入分配的注意事项

虽然上文对《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的情形进行了列举，但该类纠纷的性质决定了其适用司法介入的特殊性。

一方面，从审判机关角度来看，司法介入公司进行利润分配需要对复杂而微妙的商业逻辑、公司业务发展、高管决策进行分析判断，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对于充分尊重公司自治与必要司法干预之间的平衡较难把握。故股东未提交利润分配方案决议时，法院对司法介入利润分配请求通常持谨慎态度。

另一方面，因为诉求分红的股东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股东之间的内部分歧、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透明、处于具有优势地位股东通过更换管理层等手段阻挠其行权、公司变相转移利润导致执行难等情形都会增加其实现合法权益的难度。

由此，建议在事前从公司治理层面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间签署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标准与方案，避免事后因分配利润出现纠纷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的“僵局”“死局”，以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安排，更好地保障公司长远发展。当然，如若股东穷尽各种途径仍无法获得载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公司自治原则发生异化，也可以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的规定通过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路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在公司自治和基于资合性所衍生的多数股东控制权，与股东基于股权平等所享有的利润分配上的平等权利之间，法律和司法如何维护两者间的利益平衡，一直是实务中的疑难热点。本文的形成正值《公司法》修订期间，期待新出台的《公司法》对促进两者之间的平衡给予更多制度上的保障。

[1] 李建伟、茅院生：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法理基础[J].当代法学,2010,24(02):33-41。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310页。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318页。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308页。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329页。